在这篇报导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犯罪动机。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刘赘衡与他声称的仇人彭茂吾、彭涛父子两人没有任何实际关系，彭氏父子完全不认识他。刘赘衡提供的自己受迫害的见证人也表示不认识刘。现实中，彭茂吾是省建设银行行长，刘只是批发市场里一个小本经营的摊贩，两人在业务上并无交集。刘赘衡声称彭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从长沙到广州再到上海去损害刘的生意，这从常识上判断就知道不可能。
完全陌生的人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大的仇恨呢？原来，彭涛之所成为袭击对象，仅仅是因为刘赘衡认定他和父亲就是“瘟神”的化身。
从八十年代开始，刘赘衡就声称自己被“瘟神”所迫害。他认为周围没有亲人朋友，都是“瘟神”派来的打手。最初，“瘟神”是指他工作单位的领导，后来变得无所实指，成了一个人格化的神秘力量，是刘认为自己承受的一切不公正的源头。有时候刘赘衡认为“瘟神”在他的老家衡阳。有时候他又说，长沙有个“伟大的神秘的人物”在迫害他。这个“瘟神”或者“伟大人物”神通广大，可以派人追到上海让他在生意上受到损失。甚至刘认为他姐姐也与“瘟神”同流合污，迫害自己。
到了最后，刘赘衡终于认定彭家父子就是“瘟神”，于是花去数月时间筹备这次袭击。刘本身并不贫困，如果不是为了躲避莫须有的“瘟神”而东奔西走，没有好好做生意的话，完全可以过上小康生活。而刘在犯罪前几个月里完全过着流浪生活。记者甚至推断，刘赘衡两年前与妻子离婚，并把财产都交给妻子，就是为了在实施犯罪前放下家庭包袱。
如此深刻的仇恨，如此长久的策划，完全是为了一个虚幻的“瘟神”，看起来很可笑。然而，这种将个人遭遇人格化的倾向其实普遍存在着，刘赘衡只是将它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免遇到各种不幸，今天出门摔了一跤，明天丢了一笔钱，后天又和谁吵了架。从理性上讲，这些事情彼此间毫无联系，都是孤立事件。但有很多人会在无意识里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特别是一些重大灾难连续发生后，就从感觉上认定有个无形的力量在幕后伤害自己。
传统宗教往往会树立一个恶神，如“撒旦”、“阿里曼”等，作为信徒们一切不幸的来源。从生病到破财，都可以归到恶神身上。平时人们说自己走背字、走霉运，这个“运”也是某种人格化的存在。甚至当人们因为连遇灾难，去拜上帝、佛、菩萨这些善神时，也是出于将灾难人格化的心理——瞧，我平时种善待他们，他们给我施加惩罚了。
大家留心一下，便会在生活中看到无数想象中的“瘟神”。笔者在文学圈里经常听一些年轻作者说，有老作家和出版社联手封杀他。一些“民科”认为，有关部门封杀他们的研究成果。象“领导故意压制我”、“同事联手排挤我”等抱怨，大家不是也经常听到吗？这仍然是把自己的不幸遭遇人格化的表现，只不过直接落实在某些人的头上。
这些心中想象出来的“瘟神”不管最初是什么，最终都会落实到现实中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身上。在刘案中，彭氏父子不幸成了“瘟神”的化身。而在许多重大事件里，其他阶层、其他民族的人，或者“异教徒”都可能成为“瘟神”的载体，进而被侵犯。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内心中“瘟神”的破坏力。
不由公安系统负全责是正确的，当事人实施犯罪行为前，仅仅是喊打喊杀，不可能据此限制他的自由。但专业心理机构对这类问题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心理服务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问不理”。心理问题不象精神病，后者可以强制治疗，心理问题如果当事人不去咨询，心理专家不可能跟出来处理。
我们可以参考两个类似的案例，一是2005年北京医科大学学生安然持刀杀死同学，二是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熙枪击同学。在这两个案件发生，凶手周围的同学、教师甚至家长都推测他们有心理问题，都去心理机构求助过，这些心理机构也都作了正确的诊断，但也仅仅停留在诊断上而已。因为并非当事人自己去求助，他们没有强制力去改变什么。事实上，象偏执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些心理问题，当事人敌视一切正规组织机构，包括心理咨询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心理机构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
刘赘衡案与之十分类似。案件公布后，他的孩子、前妻、哥哥、姐姐等亲人都意识到可能是他杀了人。刘的姐姐是医务工作者，早就推测弟弟精神上有问题。但这种推测并没有实际效果，她只能劝说弟弟去作精神鉴定，但弟弟已经怀疑姐姐和“瘟神”一起迫害他，没有接受姐姐的建议。为了帮助弟弟，姐姐甚至想把精神类药物混在饭菜里让弟弟吃下。
即使忽视“不问不理”这个机制的局限，为解决此类问题所需要的专业心理人员的数量也是个天文数字。曾经有一个统计说中国心理咨询师有三百万人的缺口。这还只是说商业心理咨询，寻找并转变刘赘衡这样的人需要公益性心理干预。面对成千上万潜在的刘赘衡，不知道需要多少这样的公益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国这样心理服务发达、心理宣传深入人心的国家里，这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在无奈中寻找一个办法，只能是重新回到家庭、邻里之间的互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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