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译作仍然是这个时期的开路先锋。前苏联科幻小说也被大量介绍进来。这些作品尊重科学价值观，很容易引起当时读者和作者的共鸣，成为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学习的榜样。1956年6月，前苏联作家胡捷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更给中国科幻作家提供了理论上的营养。

1950年，张然在天津知识书店出版了《梦游太阳系》，这是可以考证到的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当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第二个月亮》，鲁克发表《千斤田》。1955年，郑文光又发表了《征服月亮的人们》、《从地球到火星》、《太阳历险记》等三篇作品，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公认有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叶至善《失踪的哥哥》、童恩正《古峡迷雾》等。

当时，一些编辑热心于发展科幻小说这株幼芽，在一时找不到作者的情况下，几位北京、上海少儿报刊的编辑自己上阵创作。这种局面自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于是就“抓来”一些科普和儿童文学作者进行培养，戏称为“抓壮丁”。这样便形成了一支不大的科幻创作队伍。这一时期的主要作者有郑文光、迟书昌、童恩正、叶至善、赵世洲、郭以实、王国忠、杨子江、嵇鸿等人。

虽有晚清科幻和民国科幻肇始于前，但那些作品当时被尘封在历史文献中，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逐渐为人们挖掘出来。从各类创作谈、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新中国第一代科幻作者几乎没人读过这些作品，更不用说吸取其营养。他们大多是直接从凡尔纳、威尔斯、伊林这些外国作家作品中受到启发，开始创作的。

严格来说，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基本上都是少儿科幻，或者科幻故事。不仅主人公多选择少年儿童，用儿童视角来写。而且文笔浅显、结构简明，不涉及复杂的成人世界。理解这些作品要考虑它们最初的发表园地，很难说它们就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水平。新中国科幻启动期的一个特点是最初的作者队伍基本都出自科普作者阵营，他们的作品也往往发表于科普报刊上。这一现象不仅不存在于欧美科幻文学史，也不存在于台湾、香港的科幻发展过程中。甚至前苏联也没有一边倒地由科普作家来创作科幻。

文革前，中国大陆尝试科幻创作的作者有二十多位，除迟书昌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外，其他人基本上都从事业余创作，在科幻方面只是偶有尝试，创作总量不及百篇。最长的作品只有两三万字。

由于晚清科幻和民国科幻并没有被继承下来，这个时代算是中国科幻文学真正的萌芽期。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等后来中国科幻文学主力都在这时开始最初的探索。当时有不少作者如叶永烈、肖建亨等都创作了长篇科幻小说，试图将科幻创作的水平迈上一个台阶。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及时发表，便被文革所打断。

这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作品均以采访记的形式出现。或者是某记者采访科学家，或者是一群小朋友遇到了科学家爷爷。由后者介绍某个科学成果。能够用一个故事来表现作者构思的并不多见。

当我们回顾西方科幻史上伪旅行小说和乌托邦小说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形。那时的作者也是直接写出自己的构思：这个奇异的国家里有什么，那座奇异的岛屿上有什么。而不是用一个故事来展现这个构思。甚至直到凡尔纳、威尔斯的代表作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参观旅游式写法的残余。在西方，直到二十世纪后，科幻作家才进步到完全用故事来展现科幻构思。

这种现象再次体现了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互为本末的侧重点：科幻作家构思的主要对象是一个特殊环境——未来时代、外星世界、虚拟现实，至少是被某些重大成果改变的时代。人物并不是他们构思的重点，只是必须要用人物行为来表现这个背景。早期科幻作家们还不熟练于此，后来的作者已经习惯于直接写故事。但无论如何，科幻构思的主要对象是背景而不是角色，这是确定无疑的。评价科幻作品的难点，或者说科幻作品被误读的关键也在于此。

这个时期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是《古峡迷雾》，作者童恩正大学时期便创作了这部作品，它是第一篇纯粹文学意义上的科幻作品。这篇小说以古巴国历史之秘为题材，从古到今，布局周密，气势恢宏。这篇小说当时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因故未能投拍，使得中国大陆科幻电影的诞生推迟了近二十年。直接今天，笔者接触到的一些“50后”的朋友，对这部佳作还有深刻印象。

据刘兴诗回忆，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份，仍有科幻小说在报刊上发表。正在中国科幻文学于寂寞中播种的时候，文革象楔子一样楔进了中华民族的当代史，割断了许多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弱小的中国科幻文学种子就此在土壤下睡眠了十年之久。

新中国早期科幻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连科幻小说都算不上，只是一些低幼读物。其实，中国科幻最有价值的特点在那个时期就奠定了，那就是对科学文化的尊重。在当时，作者对科学的尊重，对科学题材的使用是自觉的。当时欧美反科学思想控制的“主流科幻”尚未引进，中国早期科幻受到的影响反而最少。后来的事实证明，缺乏科学文化基础的科幻虽然会很热闹，但没有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