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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将古希腊人的智慧成果带回西方世界,知识精英圈子开始讨论科学话题,并进行研究。在当时,象哥白尼、牛顿这些人的成果对整个社会还没有什么影响,但至少读书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开始“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时代。对财富、土地和权力的追逐推动着这个事业。但它对于科学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人们对大自然认识得越多,想入非非的成分就越少。这促进着科学理性思维的进步。

“地理大发现”时代里,从征途中归来的探险家们带回了细节不清的记忆片断,慢慢演变成关于遥远地方的各种传奇故事。于是,极具幻想性的“伪旅行小说”开始风行起来。这类小说是作者虚构的关于未知世界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今天科幻文艺中“外星文明”类题材的先驱。只不过在当时,地球本身就有足够多的未知领域供作者驰骋其想像力。伪旅行小说中出现了《鲁滨逊漂流记》、《地下世界之旅》(挪威作家霍尔伯格创作)、等代表作品。它的余续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末。

大航海时代也催生了另一类科幻萌芽,就是乌托邦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哲学家们虚构了非常完整的异域世界。这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1516),它成了此类作品的代名词。其它还有佛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洲》(1627)、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城》等等一系列作品。在俄罗斯,1769年出现了马莫诺夫创作的《贵族哲学家,寓意》,这部被前苏联科幻界视为本土科幻小说最初萌芽的作品也是一部乌托邦作品。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乌托邦小说在情节和人物上使用笔墨极少,大段大段的篇幅都用来描写虚构世界的整体面貌,性质上介于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之间。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完整地构造了一个虚拟的背景。这其中就包含着后来科幻小说的主要特质——科幻小说往往以描写奇异环境,而不是描写人物性格为目的。主流文学有“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创作公式,科幻文学则是“特殊环境决定命运”。

单从塑造异样环境这一点上讲,“乌托邦小说”与“伪旅行小说”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前者着意于表达作者的哲学和社会理念,而后者的主旨是猎奇,主要笔墨用在情节和人物上。

除了这类构造出完整幻想世界的作品外,前辈们还创作出了其它一些超现实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它们中间有些也可以算作科幻小说的前身。比如哲伏尔泰创作的《微型巨人》。作品中,高达十二万英尺的外星人来到地球,逐渐与地球人沟通,并嘲笑地球人低下的智力。这些作品虽然意在比喻而非技术细节,但在创作手法上与今天的科幻文艺极为接近。其中,法国哲学和文学巨匠伏尔泰(Voltaire)的《米克罗梅加斯》已经写到了太空漫游。

不过,论及在科幻史上的影响力,它们都比不上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那是一部纯粹的科幻作品。甚至如果把它视为科幻文学诞生的标志也无不可,只不过《弗兰肯斯坦》的标志性地位已经约定俗成了。在这部分为四卷的游记里,前两个部分,也就是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直到如今,巨型或者微型的外星人仍然不时出现在科幻小说里。

后面两卷“飞岛”和“马国”两个故事流传程度不广,但正是这后两部分,更接近现代科幻小说的风格。斯威夫特笔下的“勒皮它飞岛”是一个直径几公里的岛屿,用一个巨大的磁石当作动力源和方向调整装置,可以不间断地在天空中飞行。后来,日本卡通作家宫岐俊甚至直接将这个故事发展为科幻卡通片《天空之城》。对于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作者来说,用磁石而不是发动机为动力,也属于非常自然和大胆的科学幻想。

在“马国”的故事里,马形生物“海因”是当地的智慧种族,而人类则是野兽。主人公格列佛流落到马国,被混杂在“人兽”中。他必须用各种手段证明自己也拥有智慧,并且赢得尊严。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用“马国文明”对比“虚伪的英国文明”。三百多年后,法国作家彼埃尔·居尔的《猿猴世界》也使用了类似的题材,并成为当代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一。

这还仅仅是就形式而言,《格列佛游记》在科幻史中还有一个意义,它是最早体现反科学思想的科幻作品。

这里要介绍一下什么是“反科学思想”。在中国主流话语环境下,“反科学”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起“反动”、“倒退”、“蒙昧”等价值判断。当然,这与定义和翻译方法也有关系。“反科学”一词是对英语词汇“anti-science”的翻译,而“anti-science”这个词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明确的定义。不过,学术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多半指那些对科学持批判态度的思想观点。

为了廓清这个概念,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将“反科学思想”与“反科学行动”区分开来。“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主义)……”而反科学行动则是“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动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破坏科学的行为。”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田松认为,现代反科学思潮包含了形形色色的门类,“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态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甚至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反“科学”思想;也包括伪科学;霍耳顿甚至把“科学主义”也包括进来。由此可见,anti-science一词的所指集极其复杂、混乱,有些元素只有很远的关系,甚至相互矛盾。”同上。

周阳春对“反科学”的含义也作了类似的说明:“……它不是科学本身的真伪和好坏的区分,它也不反对科学……它主要不是来自于科学的外部,而是来自于科学内部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因为20世纪以来,科学恶性膨胀而引起的一种恐惧、逆反情绪。”《科学精神与现代反科学思潮》175页。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理解“反科学”一词:它用来描述一个松散的思潮,并没有系统的、统一的理论,也没有成形的组织;它是对科学自身蔽病的理性反思,基于事实作出的思考,而不是恶意的、简单的谩骂;它是思想而不是行动;一般而言,它能够引导人们反思科学本身的价值。

“反科学”不等于“阻碍科学的思想行为”。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村老太,习惯烧香拜佛,迷神信鬼。这些行为与科学的传播相抵触,但她算不上有自觉意识地“反科学”,只是一种落后的生活习惯。同理,在科学产生之前,宗教迷信也阻碍着理性思维的发展,但它们也不是自觉的“反科学”,因为科学当时还没有诞生。

所以,说一个人“反科学”,他必须接触过科学,了解过科学,然后自觉地对科学提出质疑。这种思想只有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才能出现。斯威夫特恰恰是它的源头。他那只如椽巨笔不仅讽刺王权、贵族和教庭,而且也指向还处在萌芽期的科学。斯威夫特对当时科学界的活动状况非常熟悉,所讽所批往往实有其人,确有其事。比如列文虎克通过他研制的显微镜,在雨水中发现了纤毛虫和勾虫,斯威夫特就作诗讽刺他:

跳蚤,自然主义者们这样说,

它们身上有小跳蚤在折磨它们,

还有小小跳蚤在将小跳蚤撕咬,

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美)韦斯特福尔著,《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斯威夫特而言,笔者所找到的作者生平资料都来自文学史著作。这类作品对他与当时科学界人士的交往或者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未提及。所以能够介绍给大家的背景资料十分有限。但是,能够讲出下面这段话,说明斯威夫特肯定和科学界人士直接打过交道:“他们不大懂得以理服人,对待持异议的人表现得十分情绪化。他们的意见若是正确还有情可原,但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格列佛游记》14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勒皮它飞岛”就是一篇讽刺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故事。斯威夫特为什么要让他讽刺对象住在这么个飞岛上?据说是为了嘲笑当时皇家学会会员研究飞行器的狂热。在勒皮它飞岛上,科学家占居统治地位。斯威夫特首先挖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学者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陷入沉思,走路会撞墙、撞人,或者会中断正在进行的谈话。他们要雇佣名叫“拍击官”的仆役。这些人手拿末端佩有皮囊的短棍,时时跟着主人,看到他陷入沉思,便拍击他们的耳朵或者嘴巴,将他们唤回现实中来。据说这些夸张的描写来源于牛顿的生活轶事。

令人惊讶的是,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一个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人们也是对数学家陈景润类似的生活怪僻津津乐道,并且认为这样才叫真正的科学家!斯威夫特文学描写的准确性,和这篇作品的预见性可见一斑。

在斯威夫特的笔下,飞岛上这些学者对科学的沉迷,已经超越了科学本身,泛化到其它领域。比如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品要切成几何体的形态。量体裁衣时要用四分仪等复杂的科学测量工具,结果却并未作出合身的衣服。而他们赞美一位女性的美丽,也要使用菱形、平行四边形、椭圆等几何术语和音乐术语。这已经有点“科学主义”的色彩了。

斯威夫特笔下的科学家们从事种种脱离实际的滑稽研究。比如废除语言,让大家用实物工具来交谈;把橡实埋在土里,让猪去翻找,以此来松土播种;还有用蛛丝来作纺织品、将粪便还原成食物、制造无毛羊、石化马蹄等等。或许在当时的皇家学会里,确实充斥着提出类似设想的怪人。不过斯威夫特显然尚未理解,五花八门的思想能够自由碰撞,才是科学进步之道。

除了这些虚构的课题外,斯威夫特还直接讽刺了许多正规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比如学者们对天文仪器的使用、植物能量来自太阳的假说、预言彗星尾部将扫过地球的轨道计算等等。有一段文字甚至将开普勒的恒星运动定律作为讽刺对象。今天看来,这些科学推论恰恰都是正确的。

当然,在讽刺挖苦之余,作者也并未否认,飞岛上这些科学家把生命沉浸在科学研究当中,确实取得了很多科学成果。比如他们观测到的恒星、彗星的数量,都是欧洲科学家的几倍。但在斯威夫特的眼里,这些成果无关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

这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工业革命以前,科学只是某些上流社会人士的业余爱好,它们属于一群衣食无忧的贵族。科研成果完全是小圈子里面谈论的话题,无法转化成生产力。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对科学界最深刻的批判,要属下面这段话“他发现伽桑狄极力宣扬的伊壁鸠鲁的学说和笛卡尔的涡动学说都被推翻了。他预言当代学者热心推崇的万有引力学说最终落得同样的下场。他说新的自然体系不过是一种新时尚,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即使是那些用数学原理验证过的理论也不过是兴盛一时,时候到了一样是过时的。”

这段令人惊奇的文字几乎没有评论家重视过,它说的正是科学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只不过,斯威夫特觉得这是科学可笑的一面,而在今天,它正是科学的本质。不知道三百多年后,波普尔、费耶阿本德这些科学哲学家是否读过这句话,并且引为知音?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学家的斯威夫特并不理解科学的本质,对科学事业的讽刺有其偏颇之处。但他那独到的慧眼和细致的观察,使得这些讽刺并非无源之水,确实点中了科学领域的某些要害。对于《格列佛游记》来说,虽然“小人国”、“大人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但这个“飞岛”的故事却值得学术界深入地研究。它是一块标识牌,标志着自然科学界和人文文化界之间最早的裂痕。而科幻小说,恰恰就尴尬地生存在这道裂痕中。

当然,那些被斯威夫特讽刺挖苦的科学家并非都是愚夫子。他们中不少人拥有漂亮的文笔,可以用小说的文字表现自己的思想。被斯威夫特直接讽刺过的开普勒就写过一部题为《梦》的小说,其中有对安眠药、宇宙飞行的超重、极低温以及真空状态的细致描绘。

这篇小说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科学界对宇宙的认识程度。在小说里,亿万星辰离地球十分遥远,已经不可能凭一阵风卷起帆船飞到那里。同时,它也体现了当时科学家的无奈:那么远的地方,人类是不可能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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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军

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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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天津市人。1969年2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卢湾区。1990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本科,攻读心理学和教育学。1997年10月开始发表作品。迄今累积在大陆、港、台等地出版长篇小说八部、评论著作一部、心理健康读物四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评论文章三百余篇,各类科普文章二百余篇,总计四百余万字。并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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