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宅大院、金银财宝、刀光剑影、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这些宏大的背景构造了一部史诗巨片《白银帝国》。影片拍摄完毕时又赶上金融危机，制片方借此来宣传，使不少观众认为他们将看到一部充满家国情仇的商战电影。

然而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一部反映人本身的电影，具体来说，是反映人才规律的电影。《白银帝国》中的主要矛盾就是父子两代人在经营理念、经营道德上的差异。其中特别突出的矛盾是对票号总经理人选的不同选择。而身为少东家的康三爷，在日升昌这个家族企业里其实也是父亲挑选的管理者，

于是，我们可以将《白银帝国》视为一部表现人才之道的戏。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少有哪部电影能够比得上它。

当然，这也是导演姚树华的自觉取向。原著《白银谷》是一部长达九十万字的小说，故事结构十分复杂，把它浓缩成100分钟的电影必须要有取舍。导演舍弃了大量商战故事情节，主动选择了和人、人才、用人有关的部分。

导演在康三爷的房间里特意布置了一幅书法，上面是王阳明的著名口号——“致良知”，以此作为影片主题的点晴之笔。可惜好多中国观众也许连王阳明是谁都不知道，更何况他的思想主旨了。

这句口号在影片里具体表现为“做生意就是做人”，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不光在年轻一代的康三爷身上体现了这一原则。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康老爷也屡屡受良心的支配行事。比如他看到灾民因为缺盐而发病，便命令手下停止囤积食盐。

人才在票号这个行业里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票号属于金融业，这个行业与众不同，资产大部分是虚拟的，一个金融企业能够运作下来，运作人本身的信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历史上的山西票号又不同于现代银行业，它并非靠制度吸收个人存款，也并不通过制度向工商企业系统地发放贷款，而主要靠运作政府财政，为达官贵人服务，并且和其它的票号、钱庄往来。除了业务本身，甚至还有为服务对象保密的严格义务，颇似现在的瑞士银行。片中虽然有康三爷将票号面向公众开放的改革，但那其实已经是票号业的回光返照。十几年后，票号就被现代银行所取代。

于是，票号业在全盛时期就成了一种精英小圈子里的生意，个人信用成为它生存的根本。在影片里，日升昌的掌柜甚至要和江湖上的精英建立联系，才能保证他们借道而不抢劫银两。这种将个人信用发挥到极致的作法，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为了维护信用，票号设定了许多严格的道德规范。不光不能能嫖娼，不能纳妾，甚至不许离婚。外派的掌柜不能带妻子，每年只有一段假期与妻子团聚。这些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一般的道德要求，严酷得近乎出家人。在今天看来，这些私生活道德与金融业务似乎毫无关系，但在当年，一个人必须德才兼备方能建立信用。如果性道德上出了问题，生意上也会出现问题，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自然，这种严格的约束有时候会形成伪善，造就了邱掌柜这样的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票号这种靠信用推动的生意的基石。

如今，“又红又专”、“德才兼备”这些原则似乎已经被抛进了历史，仿佛有了法律条文便能将各种公平和信用建立起来，推广开来。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就拿引爆整个金融危机的“次贷”、“有毒资产”来说，它们都是一群“缺德”的人，依靠精确的金融法律条款设计出来的。“次贷”能够被推销到全世界，就是因为各国投资人相信这些条文。而金融危机暴发后，当真金白银都无法收回时，人们也被迫思考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仅有一纸合同的约束，在现代社会里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吗？

不久前，当各国经济形势刚有好转时，一些金融企业又要给高管发巨额红包。一时间民怨沸腾，各国政府纷纷遣责。然而金融企业的回答却也很干脆——发这些奖金都是在按合同办事！这再次体现了合同、法律与日常道德的冲突。

反观《白银帝国》，全片最后一个矛盾冲突是辛亥革命导致清政府的钞票无法兑现，康三爷拿出全部家底补偿普通储户的损失。这完全不在当时的合同范围内，按今天的术语，政权更迭可以划为“不可抗力”，票号有权拒绝兑现。影片到此为止，而在原著中，日升昌因为这次义举，声誉大大提高。

美籍华人导演姚树华在接下本片时，正值美国安然公司破产，她亲眼目睹了安然员工的惨状。而安然公司完全是在合同范围内扩张，在法律范围破产。姚树华将她对这种重合同条文言、轻道德约束的怀疑写入了影片。

事实上，任何条文只是死的文字。它再全面，也远不能覆盖复杂的现实生活。大量的细节、大量的变化都要靠当事人随机应变来解决。而这时，个人道德的约束远比合同文本重要。而且，票号产生于没有电话和铁路的时代，它们的生意却远达俄罗斯、日本。即使在影片背景时代里，人们还经常要骑马传递信息。在这么远的距离内管理如此多的资本，对高级职员道德上的约束往往更有用。

笔者当年读过一篇报导：三十年代美国金融危机时，一家小银行资不抵债，合法破产。按规定，开办这家小银行的家族不必再负担还债的责任。但这个家族的人却用几十年时间偿还“义债”，直到把最后一个储户的钱还上为止。这个举动已经没有任何商业意义，完全是美国版的“致良知”。

《白银帝国》讲的是一个家族企业，它也是一部家族传承史。家族事业要能够有效传承，不仅要靠血缘，更要把未来的继承人培养成真正的人才。

我们在影片里可以看到，当时的票号家族为了培养下一代，对孩子们进行了如何严格的教育。家族后代甚至要练习拳脚，过半军事化生活。这与当今“富二代”过于宽松的教养环境完全不同。

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历史时期里，不光票号世家，帝王将相对子女的教育都十分严格，才能保证家族事业的传承。影片里虽然没有把如何教育继承人当成重点来表现，但这惊鸿一瞥已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管有多少非议，今天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都将交给“富二代”去经营，对他们的教育也完全不同于对其他阶层孩子的教育。而“富一代”们往往将精力都投入艰苦创业，还没有精力考虑如何教育孩子，孩子们却已经长大了、定型了。很多人不堪重用，有的孩子甚至将父亲的老底掏空、败光。

不要以为把家族企业批判成落伍的东西，它就可以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君不见媒体帝王默多克也正准备把他的企业交给孩子管理，甚至不惜用人工授精的方式蕴育非正常出生的孩子。这和《白银帝国》里的康老爷何其相似。

在可见的将来，许多企业还要在亲子间传承。当然，象康老板那样强烈的家族意识，确实已经与时代不符。他和新派妻子同房就是为了制造后代。戴掌柜能力强，就要收他作义子，否则不足以付出自己的信任。这是那个重家庭的时代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

   在影片里，康老爷说了一句台词：“你让我破坏了‘财东不问事’的规矩。”。这让我们知道，山西票号早就有“职业经理人”这个角色。

甚至，山西票号业也早就有了“股权激励机制”。当时叫做“顶身股”，授予高级职员，只分红，不承担亏损。某种意义上讲，这和今天华尔街的机制并无本质差别。

正因为如此，选择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便成为票号生存的关键。在戴掌柜和邱掌柜这两个角色身上，体现了不同职业经理人的形象。影片中大部分情节里，戴掌柜显得很精明，邱掌柜则很厚道，所以结尾处邱掌柜的反戈一击才显得惊人。

对于这两个人的任用，康老爷曾经教给儿子一套驭人术，大体上是恩威并用之类的内容。他利用规则将邱掌柜赶出票号，又把他从田野间召回。前者为了让他知威，后者是为了让他感恩，以便更好地驾驭。影片里康三爷从狼口下救出邱掌柜，后者感激地说，要把命交给少东家。似乎康三爷也继承了父亲这一套驭人术。

但是影片最后峰回路转，康三爷还是按照量才使用的原则，把信任交给了与自己平等相处，而非主奴有别的戴掌柜。

由于影片容量有限，邱掌柜因何吃里爬外没有作交待。但“用能人”还是“用奴才”这一矛盾在影片里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直到今天，它仍然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