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答案就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如何知道清庭对江南制造局的管理是落后的呢？制度运转本身并不能提供答案。我们无非是在有意无意间引入了对比机制——使用同样水平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外国工厂，生产效率比江南制造局高许多。

是的，任何一个引入某先进技术的落后实体，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是看到了这种技术在别人手里产生的高效率。当他们拿到自己手里后，这种技术往往和落后的管理制度相冲突。这样就形成两个选择，一是维护旧制度，让这种技术发挥不出它的潜力。这种选择并不是没有过，许多新机器被引进后，甚至尘封在包装箱里。但这个选择是非理性的，人人都能看到它是个问题。它体现在财政上就是一笔笔坏账，持续下去早晚会导致破产。

另一个选择就是改变旧制度，适应新技术。这当然要有个过程，三五年都嫌少，可能要整整一代人。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任何人也都能看得到。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经也有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被戏称为“洋跃进”。宝钢当时就引进了世界水平的生产线。但落后的体制从一开始就与先进技术相矛盾。而这次，中国人选择改造旧体制，适应新技术。一代人坚持下来，我们国家成了世界工厂。

无论是“江南制造局”案例，还是“洋跃进”案例，占支配地位的都是先进技术本身。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就呆在那里提醒大家——你们错了，你们必须来适应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虽然三五年看不出什么来，但一代人、两代人、几代人后，新技术永远会改造旧体制。

一种新技术无论产生于世界的哪个角落，肯定会形成一种局部的最高效率。这并不是书本上的对比。如果它是最高的生产效率，那么必然压迫那些落后的企业。如果它是最高的杀人效率，那么必然征服那些落后的国家。落后一方要么引进并适应它，要么自取灭亡，别无选择。科学技术就是以这种无可阻挡的力量传布到全世界。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比律——新技术因为有比较优势而必然得以传播，并改造一切。这是我们考查历史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