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西学，它产生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土壤里。即使在中国大学的科学史、科学哲学专业里，这几乎都是定论。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事实的描述——科学在西欧产生，并且几百年后从那里传到中国。然而，如果阿拉伯世界在十三世纪能够产生科学——他们当年离近代科学也就隔一层窗户纸——现在中国学者就会把科学当成“亚学”。

将科学视为西学的朋友，无法回答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它为什么没有产生于古希腊，而是用了差不多两千年转了一大圈，才又回到西欧？

进而他们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近代史上，科学是与神学要进行几百年的较量才获得统治地位。在此期间，以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西方科学家为此所承受的迫害和抵制，恐怕是大多数非西方社会中科学工作者远远不及的。试想，如果科学就是西方文化本身结出来的果实，那么，布鲁诺不应该被处以火刑，而应该立刻加官进爵了。进化论产生后，也不需要赫胥黎这样的斗犬士为之殊死辩驳，民众将会争相传诵《物种起源》，而不会嘲笑达尔文的祖先是猴子。国王或者首相再来一道法令，便可以让它成为学校的基础课目。

他们也无法面对当代的事实，那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各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种种反科学思潮。其中最为经典、最为系统、最有深度的都出自西方社会。比如海德格尔学说、文化多元论、生态主义等等。与此相比，非西方世界中即使有反科学观点，不过抬人牙慧而已。如果科学属于西方文化，那么，应该是西方人大力推广科学精神，而非西方学者大力宣传各种反科学观点才对。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当今的科学中心。同时，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邪教——“科学教派”就产生于美国。与此先后存在的，还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邪教和伪科学体系。象《众神之车》这样的伪科学“杰作”，“超心理学”这样的伪科学体系，不正是出自西方人之手吗？象“UFO”这样“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二卷》，82页)不正是产生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吗？与这些相比，当今非西方社会中的邪教、伪科学，难道不是小巫见大巫吗？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古希腊确实有人试图理性地、客观地认识自然，并且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他们在古希腊人口中占多少比例呢？他们是否凭借这些工作就在当年取得社会声望呢？当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这些人走在大街上时，普通希腊人是更关注他们的贵族身份，还是他们的学问呢？

如果当时的希腊人普遍拥有理性主义倾向，就应该把这些人当成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不再崇拜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以亚里士多德对大自然观察之细致，他的学说不用到处旅行近两千年，当时就能发展成近代科学。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象他们这样的研究者，只不过占人口中微不足道的一点而已。他们没有力量把自己的学问变成公众的“XX学”。

直到今天，这个比例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人的科学素质远远高于中国人，这是“科学属于西学”的一个论据。但事实是什么呢？以当今世界科学中心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在一份提交国会的报告里说，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之低，低到有半数被询问的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一年时间。同期间另外一份报告指出，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美国成年人里至多只有7%算是有科学素养，13%对科学的过程有最低限度的认识。40%不同意“占星术一点也不科学”这种说法。李国伟《谁说我是反科学？——科学旗帜下的另类活动》

当然，即使这样，美国人的平均科学素质也比中国人的平均科学素质高几个百分点。中国2001年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表明每100个成人中只有一个半男人和接近一个女人有基本科学素养。刘华杰《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6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这无非是“百分之七笑百分之一点几”的问题，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说科学就是西方文化的有机组成。

上世纪初“科玄论战”在中国学术界爆发时，“科学派”代表人物，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丁文江讲出了一句戏谑之语——“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说的是当时的西方人，意思是(在西方)社会上的人，对于直接有用的科学，或是可以供工业界利用的科目，还肯提供，还肯花钱；真正科学的精神，他依然没有了解；处世立身，还是变相的基督教。”《科学人文读本·大学卷》239页

由于是一句戏言，“玄学为体、科学为用”这句话并没有在学术界传播开，丁本人也似乎没有再深入地论述它。毕竟地质学而不是社会文化才是他的主业。然而，这句高度精确的概括，击中了本土人文学术界流传已久的那个论点。科学根本不是西学，并非与西方文化同质。它根本就是与各种传统文化异质的东西。只不过它在西方与传统文化冲突了几百年，已经磨合了，稳定了。

即使在九十年前，象丁文江这样站在中国科学第一线的精英，也早就意识到“科学不是西学”的道理。无奈近一个世纪下来，他们的认识并未成为学术界，主要是人文学术界的通识，反而成为科学界与人文界之间的根本分歧。而对于“文化”这样的论题，显然人文学者比自然科学家更有话语权。于是在中国，通行的观点仍然认为科学属于“西学”。

当今时代，在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社会里，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无处不在。人们吃麦当劳、喝星巴克、过圣诞节、听“三高音乐会”。然而，无论人们多么喜欢消费西方的物质商品或者文化商品，他们从未把它当成与中国文化同质的东西。相反，正因为它们是异质的，是“洋”的，与“土”对立，所以才被追捧。

然而，随便那个中国学生，学习了牛顿三大定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麦克斯韦方式以后，他应该不会把它们当成洋玩意，不会因为它们属于舶来品才接受它。在他眼里，这些是与他内心对世界的理解是同质的。

人文学者们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近代科学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对他们来说，传教是目标，传播科学是手段。然而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接受了科学，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基督教在中国却仍然是异质的文化。

在今天，将科学视为“西学”的人有两类。一类是“西人”中的某些人。他们以此为傲，试图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另一类是非西方社会中的一些人，试图凭此建立挡箭牌，蔽帚自珍。

其实，在与科学的亲缘上，西方人既不比我们远，也不比我们近。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它产生于全人类普遍拥有的探索客观世界的活动。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与任何传统文化都冲突的现代文化。直到今天，科学这种文化也刚刚能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它都还没有占据精神上的统治地位。

而所有类型的中世纪文化在遇到科学的挑战时，也都采取过前述“玄学为体、科学为用”的手法。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是这个普遍规律的中国变种而已。

至于科学当初确实曾经诞生于西方，然后又传遍世界的这个事实。笔者认为它只是个偶然现象。科学的阳光毕竟不可能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同时升起，总要让“一部分人先科学起来”才行。这只是“发现优先权”和“发明优先权”的体现。当一个地方先产生科学后，其它地方就已经不能再产生，而只能引进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