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认为，从情节上分析，文学作品可以分成写人的和写事的两种。前者主要塑造某种人物形象，或者描写人的性格成长。比如《阿Q正传》，给文学留下了一个经典形象，但小说里没有集中的矛盾冲突，阿Q的几件事也没有激烈的戏剧性。这就是典型的写人的小说。

反过来，侦探小说往往以一个案件为主。作者要写好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侦探小说也可以塑造人物形象，福尔摩斯就是不朽的人物形象。但如果没把案件侦破写好，一部侦探小说就失败了。
 

如果在写事的小说里把人物写好，那当然更好。比如《林海雪原》就是典型的事件小说，但人物也很出彩。但很多写事的作品没给塑造人物性格留下空间，硬来就会失败。比如007这个系列，人们就是要看邦德找坏蛋，打坏蛋。从《皇家赌场》开始，不知道制片方哪根筋错了位，非要塑造一下他的性格，还要拍他的家史，描写成长过程，结果搞得不伦不类。间谍的个性不是不能去表现，但这个题材不合适。

现在来谈科幻，它是写人的？还是写事的？都不是，科幻开创了一种新类型——写物的叙事文学。现实中有这样的因果链：人——使用工具——做事情。写人和写事的作品分居两端，但中间这个“物”却很少有人写。一来，主流文学产生于中世纪，当时物的因素很少变化。爷爷用什么，孙子也用什么。文学家不会着重描写司空见惯的牛车或者长矛。
 

二来，以前的文学家多不熟悉物，也就是不熟悉各种技术。写物能够带来多少戏剧冲突？打造多少新的审美形象？增加哪些诗性成分？对于大部分文学家来说是个难题。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科幻从一开始，大部分作品就是写物的。描写新工具的出现，导致人们做出的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时代的烙印，过去两个世纪就是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今天你会发现一些人津津乐道新款车辆的性能，或者新款手机的用法。他们聊这些很兴奋，感情很投入。科幻其实是把这种对新工具的兴趣写到了文学里。
 

《火星救援》把科幻写物的特点突出到了极致。整个电影的主线就是马克和地球上的人们通过各种工具完成救援。故事重点是从“功能重置”里寻找情节点。所谓功能重置，就是一种东西本来用于做这个事，结果被用来作那个事：火箭燃料用来造水，糖用来做炸药，等等。电影里面最戏剧化的情节大多来自这方面。

于是，这部电影的反应就两极分化。如果观众事先熟悉那些“物”，他就会觉得很棒：天啊，他们怎么想到的？我就没想到！如果观众事先不熟悉那些物，或者根本对这些物没兴趣，这个电影能让他睡一觉。因为里面基本上没有人和人的冲突，更不会因为戏不够让爱情来凑。
 

增加某种新“物”的因素，第一步就是改变了人们的做事方式，这方面科幻完成得很好。早期科幻还会单独去描写一种新技术本身，缺乏戏剧冲突，现在基本都是通过事件来描写这种技术。
 

第二步，重要的新物会通过改变行为，进而改变人性本身，或者，会突出某些没有这种“物”时并不明显的人性因素。这第二步，更深入的一步，科幻完成得并不好，反而是一些现实题材作品有突破。比如冯小刚的《手机》、陈凯歌的《搜索》、顾长卫的《微爱》，还有美国电影《捐精大丈夫》等等，都描写一种新兴技术对人性的影响，较完整地写出了“物——事——人”这个链条。

如果说，科幻最终要反应科学技术对人性和社会的影响，那么只有完成这个叙述链的科幻作品才算上乘，这方面科幻作家还要学习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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