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22日开始，《唐山大地震》便席卷中国银幕，有望创下国产电影票房记录。有关这部电影的影评已经出现了不少，笔者仅从心理角度来分析一下这部电影。

据说本片投资方唐山市政府原来想拍一部直接反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故事片，类似于1979年同类题材的《蓝光闪过之后》。如果那么拍的话，电影将完全由现实中的危机来驱动。唐山大地震后确实出现了不少次生灾难，有水库崩塌，有火灾，有铁路中断等。如果去拍摄灾区的人们怎样自救，解放军如何从这些灾难中抢救生命，我们将看到一部《2012》式的纯粹灾难片。

不过冯小刚说服了唐山市方面，将整个项目变成了小说《余震》的改编本。于是便出现了观众看到的这部基本上由心理灾难驱动的电影。现实灾难在影片五分之一处就完结了。接下来观众看到的都是发生在人物心灵中的余震。

从编导角度来讲，现实灾难其实更好拍。具体发生了什么灾难？大家从何处逃生？谁以什么方式解救了谁？把这一系列任务都叙述清楚就能凑成两小时电影。但完全由心理灾难来驱动情节可不容易拍，编导必须给出这些心理灾难的合理性。

冯小刚在改编时，将原著以女儿方登为主人公，改成了以母亲元妮为主人公，元妮的心灵余震完全来自她的负罪感。丈夫在危机关头推了她一把，自己去了鬼门关，后来她又做主放弃了女儿的生命。这两座大山压在她的心头，让她不愿意改善自己的生活。按照元妮的话就是：我如果过得好，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人？她在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释放沉重的负罪感。

负罪感支配着所有成年人的生活，类似于汽车上的刹车装置，让人们避免冲动性的，反社会的行为。不过心理学对负罪感研究得很少。目前取得的成就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咨询心理学。他们发现抑郁症患者往往会表现出超强的负罪感，认为自己罪大恶极，非死不足以补偿。比如有个年轻人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小时候按照母亲的要求看护弟弟，不慎让弟弟从床上摔了下来。其实弟弟根本没受伤，自己也忘了这件事，但这位哥哥却一直记得。

另一个领域是犯罪心理学。许多暴力罪犯都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这种变态人格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缺乏负罪感。不管自己做了什么，一律是“社会逼的”、“别人害的”，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当一个人产生负罪感时，精神上是痛苦的。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或者通过行动弥补过失，这时负罪感就成了一种动力。或者压抑住负罪感，通过扭曲事实，让自己觉得自己没做错，求得心理平衡。这种心理平衡会让当事人获得一时的平静，但对社会而言却并不是好事，缺乏负罪感的人就象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会暴发。

影片中元妮的负罪感恰恰处在这两者之间。她既不愿意自己去搞心理平衡，产生负罪感的原因也完全无法弥补，她只有承受这种负罪感。元妮苦行般的生活在电影里一直纠着观众的心，造成“苦情剧”的效果。

编导给出了这种心理灾难的合理性，不过他们似乎也很难赞同元妮这种心态。何况情节叙述稍有不慎，就会让观众误以为是在宣传“女人守节”。所以编导通过方达和其他人的劝说，展现了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活着的人要往前看。事实上，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丧偶者往往在几年里就组织了家庭，象元妮这样将自己压抑三十多年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确实很少见。

在元妮这条线上，电影只是围绕着她在叙述故事，除了姑婆和电器师傅，没有描写什么外人，这样观众还不会感觉元妮压抑到变态的程度。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元妮这样的人，可能很少会同情她，或者喜欢和她打交道。一个整天苦着脸，缺乏阳光和热情的人，并不是对社会有正面作用的人。

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对元妮的心理余震容易接受，反而不大能理解方登的所作所为。她不仅隐瞒经历，躲避回唐山寻亲，甚至在怀孕后从养父那里不辞而别，让观众觉得她简直不通人情。其实方登有另外一种心理余震，那就是对人失去了信任。生母选择让自己死，养母又一直提防着自己，方登对任何人都存在着戒心，这是支配着她的心理灾难。

完全让两个心理问题来驱动整个故事，冯小刚选择了很险的一条道，需要填补的情节空白很多。如果就这个题材能再拍一部电视连续剧，恐怕让观众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少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