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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不丹创立的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批判“GDP至上论”的武器,它被许多国人反复传诵,可惜以前一直没读到详细介绍,最近翻开第七期《中国国家地理》,意外看到了一组报导,从不丹的历史、风土人情,再到这个著名的“国民幸福指数”。读罢,我暂时对国民幸福指数作如此评价——很专业,太浪漫。

说它很专业,是因为它确实是在专家指导下建立的。最初,第四代不丹国王提出这个口号时,它只是个口号。1988年,一个叫卡玛乌拉的布丹学者从英国留学回来,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用社会心理学知识设计问卷,把这个口号落实。问卷内容涉及心理健康、生态、健康、教育、文化、生活水平、时间使用、社区活力、善政等多项,力求把“幸福”、“快乐”这类个体体验量化。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两百年前英国人边泌就提出,给最多人以最大的快乐就是善,但他和他的弟子从未能把快乐数量化。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着手编制幸福指数量表。直到今天,此类量表的准确性仍然不能象智商测验那样获得公认。

从90年代开始,卡玛乌拉领导自己的团队广泛测评不丹人民的幸福感,并以此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果不其然,按照这些量表测验的结果,不丹人的幸福指数排在许多发达国家之前。很多人质疑它,但我觉得根本不用怀疑,以不丹人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确实处在最有幸福感的时期。

考查人的快乐,必须了解以下几点。首先,人类感受的不是财富增加的绝对量,而是相对比率。例如,一个老板给员工增加五百元工资,这能给员工带来多大快乐,要看员工以前挣多少。如果月薪只有一千元,那么涨五百元就是个飞跃。如果月薪已经有五千元,涨五百元他们还有可能觉得老板扣门。

六七十年代,中国人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为“三大件“。八九十年代,“三大件”升级为冰箱、彩电、洗衣机。如今,没有住房和汽车,似乎就不足以在城市生活中挣面子。于是,几十年前一块手表就能带来的快乐,今天必须拥有一辆车才能获得。而制造汽车的物质成本比手表大得不可比拟。

其次,作为一个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不丹人不必面对现代国家居民的许多苦恼。比如中国股市暴跌,会让上亿股民痛苦。不丹人根本不炒股,当然不必为此担心。单是不存在这些现代社会的精神负担,快乐自然就增加许多。

再次,社会越发展,分工越复杂。采访中一位不丹人说:我为什么幸福?因为我想做的都能做。这正是小农经济的特点。他们自己建筑,自己种粮,自己纺织,自己放牧。中世纪时代家长甚至自己教育孩子。什么都自己做,最多和邻居互换一下劳动。这样的效率固然没法和现代社会比,但自己能掌握全盘,精神上就减少许多焦虑。

试想,一个农民进城打工,必须面临拖欠工资的焦虑。工程队老板又面前被房地产商推迟结账的焦虑。房地产商值得焦虑的事就更多。分工链条越长,每个环节上的人就越不能把握全局,越容易陷入焦虑中。

几年前,中国心理学家曾搞过类似的测量,结论是西部农民的幸福感最强。当时有许多人嘲笑这个结论。其实它完全正确。和不丹人拥有高幸福感如出一辙。人类未来会怎么样我不能断定。回顾过去,恰恰是从传统社会刚刚转型的社区里,人们的幸福感最强。不再受饥饿、疾病、天灾的困扰,又没有股市、房价、金融危机的折磨,他们为什么不幸福?

说它浪漫,是因为不会有哪个发达国家放弃GDP,转而追求这些幸福指数。不用往远看,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GDP不是停滞,就是暴跌。他们哪个放弃了GDP?美国人搞量化宽松,欧洲人不搞,结果就是群众纷纷上街。

事实证明,当人们被从田园牧歌中拨出来之后,就无法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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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军

郑军

438篇文章 7年前更新

汉族,天津市人。1969年2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卢湾区。1990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本科,攻读心理学和教育学。1997年10月开始发表作品。迄今累积在大陆、港、台等地出版长篇小说八部、评论著作一部、心理健康读物四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评论文章三百余篇,各类科普文章二百余篇,总计四百余万字。并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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