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2009年12月1日（B6版）刊载了“董乐山翻译《1984》引起震动”；2010年11月19日（B5版）又刊载了“董鼎山为中国读者推开西风窗”。这两兄弟出身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鼎山排行老二、乐山是老三，兄弟二人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

 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少年时就对文学很感兴趣，14岁开始向报纸投稿，到书店去买书，从书堆底下抽出一本《西行漫记》，受到极大影响；194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45年毕业入《申报》当记者；1947年赴美留学，攻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1949年后，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952年拿到学位后，在中文报纸《联合日报》找到了工作，娶了瑞典太太，十一年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硕士学位，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工作。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回到作家队伍，为《读书》杂志写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化，此后他评价欧美作家与作品的文章在华人社会的中文报刊上频繁出现，1989年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董鼎山没有专事笔耕，但无妨他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写作，而且题材广泛；先后结集出版了《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美国梦的另一面》、《留美五十年》以及《董鼎山文集》等多种中英文作品。

董乐山生于1924年，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更把他的四弟董名山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抗日战争结束后，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他又与同伴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年，许多朋友劝他去香港，都被他拒绝了，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服务中，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并把他的五妹董木兰（就读约大新闻系）召来北京，对她说：“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1952年，他的四弟从他推荐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配到北京工作，他对四弟说：“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1957年，刚在“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主张职业自由并认为苏联的产品质量不好；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随”了他的处境——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

后来，有一次兄妹相见，他对妹妹和妹夫伍文煦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董乐山才恢复工作的权利，他注意到了《1984》，他说：“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84》出版后的20年是他晚年真正的工作高峰期，探望过他的人说，他与妻子各居一室，埋头写作；桌上堆满书稿，满屋都是（单词）卡片。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一位瘦弱的长者，屋子里是一股煮中药的味道。

他的二哥（董鼎山）邀他去美国定居，休养身心，被他拒绝了。他过度劳累地工作，其动力是几十年失去工作权利、怀才不遇而积累的情绪，“这种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深刻。”董乐山和《1984》的作者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晚年一样，都以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自居，认为：“……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乐山拒绝了最后的抢救，静静地在北京一家医院里去世，享年75岁。他的骨灰由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中国。董亦波——他定居在加州硅谷的儿子说：“他在这块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命途多舛，包括梅绍武（梅兰芳之子）本人在内的翻译界“三驾马车”如今已全部去世，病因均为癌症。

今天，翻译界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像“三驾马车”那样的翻译家，那样的翻译行为，再也不会有了！

【注一：《1984》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讽刺小说，叙述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注二：据百度资料，董乐山1981年后曾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译作有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及《正午的黑暗》、《光荣与梦想》等。】                 （黄铁琴供稿，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