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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仁威

新年伊始,我收到韩松从北京寄来,馈赠笔者的长篇科幻小说:《地铁》。令我奇怪的是,策划方果壳阅读是将其作为纯文学作品推出的,推荐的作家没有一个是科幻科普界的。推荐打头的是著名作家阿来,他虽曾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社长,但他的骨子里却与“科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其他的推荐者也与科幻一点关系都没有。看来,策划方是在竭力将《地铁》与科幻划清界限。
《地铁》与科幻有没有关系?算不算科幻小说?笔者倒要看看。
同时,令我震撼的是,《地铁》的第一条广告语是《华文世界反乌托邦的新长征》,《地铁》与反乌托邦有什么关系?
笔者便抱着《地铁》没日没夜地啃起来。读《地铁》没有当初笔者读韩松的另一部长篇科幻杰作《红色海洋》那么轻松愉快。《红色海洋》的第一卷似一篇成人童话,文笔优美、故事有趣。《地铁》第一卷看起来却令人窒息,那个可怜巴巴即将退休的小公务员,活脱脱像契柯夫笔下《小公务员之死》中的那个同样可怜巴巴的俄国小官吏。
但是,《地铁》却像一块磁铁,吸引我读下去,爱不释手,并震撼着我的心灵。
掩卷沉思,笔者认可果壳阅读将其作为纯文学推出的努力。因为《地铁》作为纯文学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比之当代许多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那些纯文学作品不知高明多少倍。也基本认同《华文世界反乌托邦的新长征》这个广告语。
为什么笔者认同《地铁》是一部高举反乌托邦大旗的文学作品?《地铁》为什么同反乌托邦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看完《地铁》全文,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地铁》中通篇只有对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的无情揭露,让人觉得写得“怪头怪脑”的,有些描写则让人难以接受。
先看第一卷《末班》,一个即将退体的小公务员在搭乘地铁回家途中,发现隧道深处出现了很多奇怪矮人,把同车人都装进瓶子里运走了。老人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结果是,他的上司发现,这位似乎叫老王的老人竟亲手将自己装进了玻璃瓶子。
这一篇写得还不算怪,第二部《惊变》就开始“怪”起来了,怪得为当代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使不少人骂韩松“变态”!
《惊变》写一列地铁没有像往常一样靠站,而是一直不停地疯狂行驶。一个叫小寂的攀岩运动员打破窗户,通过一节节车厢爬向车头时,他发现里面的人们正在进行各种怪头怪脑的事。他看到在一节车厢里,挤成肉饼的人在长期疯狂的奔驰中,人的本性暴露出来,互不认识挤在一起的陌生男女,双方都是自觉自愿地脱光了衣服,站立着反复进行性交。“周行和面前的女人已经性交了两次。他们不再不好意思,而觉得这正是他们在此刻一定要干的。他们再不做,就什么也来不及了。周围的人也在忙碌着同样的事。”更有甚者:“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也在坦然承受的状态中,笑盈盈地接受了群体的轮奸。”
你看,写得怪不怪?要多怪有多怪!
另一节节车厢更怪,他“仔细一看,吓得一哆嗦。原来,乘客们正挤在一起埋头吃东西。他们拿着的,是人手、人腿和人肝……大家吃得鲜血淋漓。”
看看,写得吓人不吓人?要多吓人有多吓人!
第三篇《符号》,一个叫小武的男孩儿带领着一群人,在一个叫卡卡的女孩儿带领下,深入地下,去探索一次“避灾”实验的秘密。谁知,卡卡却是一个“死人”,她的“鬼”生目标便是探索自己是怎么死去的。一个“死人”,却是教导人们如何活下去的领路人。第四篇《天堂》就更怪了,写的是,已完全在地底生活的人类,老鼠成为了人类生存下去的引路人。第五篇《废墟》,一对叫雾水和露珠的异性伴侣,被派出已被外星人占领的地球,去寻找藏于废弃的地铁世界中的秘密。原来,“地铁是灾难后的一个复兴中心。”进一步探索,才发现,人类早已灭亡,代替人类的智慧生物是老鼠。看:
“克里兹!异族其实早已灭绝了!”老鼠口齿清晰,逐字逐句地说。
这时,雾水看见,在一望无际的红色海面上,像广告上的鲜花一样,绽放出了亿万具白色的、人类的尸骨。
北师大的杨蓓在评论《地铁惊变》这篇构成长篇《地铁》、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中篇时说:
“在《地铁惊变》中,韩松从现实世界出发,带领读者走进一个虚妄的时空,从纵的历史向度探讨个人和世界的终极命运。他整合、浓缩人类史,提炼出警示的精髓,提供一份末日启示录。同时,通过对人类命运的描写,韩松展示了一种奇特的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建立在‘食’与‘色’基础上生息繁衍的历史。‘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恶是不加掩饰的人性中的本恶。人类与生俱来的‘恶’,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内在原因,兽性在人类发展中具有巨大作用——这种对人类兽性的挖掘及对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人的复原和对人类文明理性精神的对抗和消解。”
我基本上同意杨蓓这一评论,不再赘言,我要补充的是,韩松的《地铁》中关于人类兽性的挖掘,是对一百一十年前诞生的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科学阐释,也是反乌托邦的理论依据。
人之初,性善性恶的争论古今中外都有,至今没有定论。一百一十年前,伟大的奥地利生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对人性作了最不留情面的剖析,以后,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阐释了他的主义。
弗洛伊德的研究是从精神病人开始的。精神病人中的抑郁症、癔病、精神分裂症患者,大概可以说是人世间之最痛苦者。他们由于超我、自我对本我的残酷压抑,内心的心理能量无法渲泄,积聚到心理承受的极限,便或者向内突然爆炸产生自杀行动,或者向外突然爆炸发生常人难以理喻的疯狂行动,如杀人等。他进一步探索产生这些现象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提出“潜意识、前意识、意识”,“本我、自我、超我”,“心理能量、能量发泄、反能量发泄”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创建潜意识论、本能论、人格论等一系列人学理论。
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点是,人行为的动力是心理能量。人的心理能量主要源于人的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其中,又以爱欲本能中的性欲本能最为重要。性欲本能产生的心理能量被称为“力比多”。人行为的心理动力蕴藏在属於本我范畴的潜意识中,是人行为的原动力。本我中的力比多及其他心理能量向外渲泄,受到自我的压抑,便转换成自我中的心理能量,自我中的心理能量向外渲泄,受到超我的压抑,便转换成超我中的心理能量。机体还用反能量渲泄机制来调节心理能量在本我、自我、超我中的平衡。
弗洛伊德主义自诞生以来,一方面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各界激烈的抨击。110年过去了,仍然如此。但是,110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无比正确。在“乌托邦”兴起时,弗洛伊德依据对人性的透彻了解,就认定“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乌托邦”不可能实现?因为“乌托邦”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事实上,人的本性同野兽一样,在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驱动下,为了“食”与“色”二字,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但是,由于人类创造了文明,便使人有了三重人格,即由自然属性造就的“本我”;文明造就的“超我”;介于二者之间的“自我”。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而不可及的部分,是真正的“心理实在”。本我单一地指向获得快乐,躲避痛苦。它是从遗传得来的自然属性,靠遗传的本能提供能量,激起欲望,不与外界发生直接的交流,我行我素。它不受任何理性、逻辑准则、价值观、道德原则、伦理观、法律、誉论等社会因素的约束,充分体现了和人的躯体一样与生俱来的本性:贪婪、自私、孤僻、非理性、无逻辑、易冲动、无定性等。它是人在获得外部经验前就已存在的内部世界,是构成人的生命力的内在核心。它依靠本能性的冲动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要是这种行为受阻,它便通过想象、幻想、幻觉、作梦等途径曲折地满足这些欲求。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行事。
    本我是先天的人,自我是在本我基础上形成的,是后天环境作用于先天的结果。自我植根于本我之中,接受本我趋乐避苦的要求,同时,由于自我是本我与外界环境联系的中间环节,它在行动时必需按照常识、逻辑进行理性思维,看这样做是否安全。自我是三级人格结构中的安全管理机构,使人的行为趋利避害。自我一切从自身的安全出发,很“势利”。自我还有一种类似本我的功能,那就是产生幻觉和“白日作梦”,把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想法变成美丽的肥皂泡,取得虚幻的愉悦。手淫即是一例。当然,自我能分辨出哪是幻觉,哪是真实。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行事。

自我进一步升华,便有了超我。超我遵循至善原则行事,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结晶。在自我基础上产生的超我,要求人的行为要至善至美,全然不顾及本我的欲望冲动。它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级、不同家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严格审视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天理良心”的要求,是否与“真善美”的标准一致,并以此决定对自我的奖惩。自我作得对,超我便为自我骄傲自豪,自我也就有了自尊自爱的愉悦感。自我挡不住欲望的诱惑,做了违背真善美原则的错事、坏事时,超我便会产生耻感,为自我羞愧内疚,使自我产生自恨负罪感。  

指挥人的现实行为的是自我。但自我的行为受本我和超我的限制,也受自我的行为准则的限制,处于三难之中。弗洛伊德形象地描述这种状态:“可怜的自我,它必须侍候三个残酷的主人,且需尽力调合三个主人的要求和主张。这些要求常互相分岐,甚至互相冲突。”比如,一个爱国者,面临敌人的严刑拷打,促其投降叛变、卖国求荣。这时,人灵魂中的自我便会被三个主人矛盾重重的命令搞得神魂颠倒,痛不欲生,人格结构中的多重性也会得到充分展示。本我会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刑讯的痛苦,取得敌人许诺的那些享受金钱美女、荣华富贵的快乐;超我则要求自我: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不能卖国求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我的原则有些骑墙:“来个假投降吧,‘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以求苟安。但千万不能做有损国家、民族的事,更不能因自己的变节而出卖自己人。”然而,客观环境又很少有可能实现“自我”的如意算盘,两全其美。于是,便会出现自我复杂的决策可能。或者他听从了超我的呼唤宁死不屈,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或者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如秦桧、汪精卫;或假降侥幸成功最终下场堪悲者,如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被戳的大批国军降兵降将。
但是,人类建立的由三重人格构成的文明人是十分脆弱的,君不见,在极端条件下,不少社会精英迅速沦为无耻的叛徒就是例证。而韩松的《地铁》,就是他设计的在极端条件下,如封闭的《地铁》环境中,文明在短期内被摧毁的事例。文明被摧毁以后,人性中的兽性暴露无遗,日常的伦理道德,作人的基本准则和底线,全都“去他妈的!”。
彻底披露人性中的兽性,有何益处?这是否是韩松有些“变态”?是否是韩松在“变态”中的自我发泄?
恁我对韩松的了解,“变态”说是不能成立的。韩松的“自我”是个温文尔雅的儒者,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他常常与刘慈欣相比,自愧弗如,并自称是刘慈欣的粉絲,说,刘慈欣“把我们写的那些‘科幻小说’碾得粉碎。”他说这话是很真诚的,虽然他这话说得并不完全对。刘慈欣和韩松是两种不同科幻小说风格的代表,同为世界级人物,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不仅对刘慈欣如此,他对其他科幻作家的小说总是赞赏多于指斥,很少听到他说攻击其他科幻作家的话,包括那些众口一辞认为是“小人”的科幻同行。“对同志像天般的温暖”,这是韩松性格的一个方面。但他又是一个充满侠肝义胆的人,在“科幻世界”事件中,他大义凛然,发了两篇檄文式的通碟,全然不顾这样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你全然看不出韩松有何“变态”之举,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看了他的小说后却得出韩松“变态”的结论呢?大概是因为韩松的小说将人性中的黑暗世界暴露得太彻底,太不留情面,太寡廉鲜耻了。
然而,笔者认为,韩松对人性中黑暗世界的揭露,其目的是反乌托邦的。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理想国:乌托邦。在那里,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食堂吃饭,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勤务员,由秘密投票产生,而私有制则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本来,乌托邦就有空想的意思,我们却有不少人“淘神费力”将它从空想变成现实。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了乌托邦的一次最大的实验。中国成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取缔了一切私有财产,包括农民的那一点点可怜的“自留地”。人们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敝开肚皮吃饭”。但是,人们却并不因为“吃饱了,喝足了”,就“鼓足干劲生产”,而是在土地上“磨洋工”,装模作样地“锄头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表面上看到的是到处红旗招展,“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热闹场面,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实质上是卖嘴皮子吹牛和出工不出力的无效劳动。后果是人祸为主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了四千万人。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答案很简单,那些想当然的领导人不懂得弗洛伊德的学说,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把人想得太好了。他们不承认科学家研究人性的结果,忽视人自然属性中那些“自私”的基因难以教化的作用。
在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中,人们才发现,社会只有针对人类“自私的基因”对症下药,用“竞争”和“市场经济”这两味灵丹妙药,才能调动起人人为自己而实现自身潜能、创造财富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如《圣经》中上帝与人类签约一样,由社会与个人牵约,用法律、法规约束人的自然属性中可能危及他人、危及社会的“劣根性”。只有这样,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绝大多数人丰衣足食的理想社会才会建成。
韩松的《地铁》及其他科幻小说揭示人类自然属性中的兽性,其意义也在此。人们不要以为,反科学的乌托邦不会卷土重来。如今,中国大陆一股唱红歌,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缅怀“毛泽东时代”的邪风越吹越烈,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为主构成的新左派越来越猖獗。笔者要借用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话来警示中国大陆的同胞:“人们,我爱你们,但是,你们要警惕呵!”
说到这里,笔者还有一个问题没得出答案:《地铁》与科幻有没有关系?算不算科幻小说?
笔者毫不犹豫地就可以下结论:韩松的《地铁》不仅是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品之一,也是最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之一,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3—死神永生》(笔者在往返大洋洲七次坐飞机时看完了这部划时代的小说,今后有话说)一起,是2010-2011年度,世界华语科幻的扛鼎之作、双璧。
你这样说,有何根据?因为《地铁》是否科幻小说均无定论,笔者不得不从正名开始,论证《地铁》是科幻小说。
什么是科幻小说?至今没有权威性的定论,但笔者认同王晓达下的一个定义,即“科幻小说是与科学有关的小说”。
如何认识人性,就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科学问题,这涉及到自然科学中的人类基因学、精神病理学,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涉及到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之间的心理学,等等。韩松在《地铁》中探讨人性,与科学大大地有关,怎能说韩松的小说不是科幻小说?
不仅如此,《地铁》中也不乏传统的科幻因素,比如“虫洞”“核灾难”“超级磁悬浮列车”“变异人”“外星人”“人类的潜能”等,也不乏新颖的科幻构想,如“便携式能源转換器”,“能够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一种能量,比如说,把潮汐的动能转化为能够直接吸收的化学热量,用来支持人体的新陈代谢。”还有,与人类的进化相反,人类会不会退化?退化后是什么模样?韩松对此作了预测。此外,“信息难民”“湿化信息”“软资源行星”“信息地图”“脑波雷达”等等带着现代气息的新颖名词随处可见……
因此,笔者以为,“果壳阅读”只做对了一半,他们忽略了《地铁》是一部科幻小说,是韩松一系列有关地铁的科幻小说经整理后的合集。虽然有一批科幻迷不喜欢韩松的作品,但还有一大批科幻迷是其粉丝,不少科幻科普界的有识之士将韩松当作华语科幻界的骄傲。
笔者认为,韩松和刘慈欣一样,是中国当今拥有的两个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幻大家之一。这一观点,笔者虽然遭遇过科幻界一些大腕的反对,但也得到不少知音。最先高度评价韩松作品的吴岩、大力举荐出版韩松另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红色海洋》的李重民,自不必多言。我在赴台湾考察途中的旅伴、上海科普研究所科幻研究室主任达世新也“英雄所见略同”,认为当代华语科幻界,惟刘慈欣、韩松是不同流派科幻文学的龙头老大,世界级的人物。在普通科幻迷中也不乏韩松的知音,笔者去年末到澳大利亚悉尼,就碰到一个“韩迷”—水弓,她对韩松的科幻小说推崇备至。
笔者以为,宣传推广韩松的长篇科幻小说,千万别舍本逐末,把韩松的科幻迷放在次要地位,将科普科幻界放在次要地位,而把主要精力放到去纯文学界寻找支持,寻找读者。那样是会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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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军

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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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天津市人。1969年2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卢湾区。1990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本科,攻读心理学和教育学。1997年10月开始发表作品。迄今累积在大陆、港、台等地出版长篇小说八部、评论著作一部、心理健康读物四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评论文章三百余篇,各类科普文章二百余篇,总计四百余万字。并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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